小湯山醫院將建大型核酸檢測實驗室　　北京確診病例超六成為輸入病例　　小湯山醫院將建大型核酸檢測實驗室　　在昨天舉行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北京共發現報告593例新冠肺炎病例，輸入性病例佔64%。北京市衛健委正在考慮進一步提升小湯山醫院核酸檢測能力，準備建立一個大型核酸檢測實驗室。　　60歲以上病例達118例　　雷海潮介紹，北京從1月19日出現病例，直到4月15日才終止連續出現病例的狀況。截至目前，北京共發現報告593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輸入性病例377例（國內輸入北京、境外輸入北京），佔比64%，這和首都在全國和全球的影響密切關聯。現在仍有16例患者集中在地壇醫院進行救治，其中很多是3月、4月境外輸入到北京的病例。　　北京的病例中，老年人較多，合並基礎性疾病的患者也比較多。經分析，北京593例確診病例中，60歲以上病人佔118例，他們的平均年齡是70歲，且大部分患者都伴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甚至惡性腫瘤等基礎性疾病。雷海潮介紹，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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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新冠肺炎病例平均住院日約為十幾天，後期平均住院日已達到25天。這跟收治病例的年齡和基礎疾病較多有很大關系。　　發熱門診和住院患者需核酸檢測　　雷海潮透露，“五一”假期後，北京地區二、三級醫院床位使用率已恢復到平時的70%左右。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診療量已接近平時正常診療服務情況，相當于往年的80%至90%左右。　　雷海潮表示，外地來京就診患者，除來自于中高風險地區等特定地區人員外，不再要求居家隔離或集中觀察14天。目前北京醫療機構實施非急診全面預約服務。堅持在門急診測體溫，進行必要的篩查、詢問病史，並查看健康寶綠碼或行程信息記錄。發熱門診和住院患者要進行核酸檢測。　　此外，北京地區互聯網醫院已發展到29所。　　小湯山醫院將發揮更重要作用　　3月16日，北京市重新啟用小湯山醫院，4月28日，最後一名患者出院，小湯山醫院整體運行44天，累計篩查2175人，報告確診病例54人，疑似病例27人。1000多名醫護人員實現“零感染”，國際旅客“零漏檢”。　　雷海潮透露，小湯山醫院現在擁有1600張床位的收治能力，能夠應對比較多的門診和就診患者救治需要。今後還將進一步發展提升小湯山醫院在呼吸、心血管等綜合專業方面的救治能力。市衛健委也正在考慮進一步提升小湯山醫院的核酸檢測能力，準備建立一個大型實驗室。未來，小湯山醫院能夠和地壇醫院、佑安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形成很好的配合，在市級層面完成好定點醫院救治方面的任務，發揮更重要作用。（記者 劉歡 張航）　　守護生命之燈渴望收獲尊重　　“白衣天使”的光榮與夢想　　編者按　　今天是第109個國際護士節。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我國醫護工作者英勇無畏、逆行出征，白衣執甲、不負重託，衝向國內國外疫情防控鬥爭第一線，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作出重要貢獻，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敬畏生命、救死扶傷、甘于奉獻、大愛無疆”的人道主義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關心愛護廣大護士，把加強護士隊伍建設作為衛生健康事業發展重要的基礎工作來抓，完善激勵機制，宣傳先進典型，支持優秀護士長期從事護理工作。全社會都要理解和支持護士。　　本報今天推出專題報道，走近“白衣天使”，記錄他們的光榮與夢想，聆聽他們的困惑與心聲，探索如何加強護士隊伍建設，提高護理水平，敬請關注。　　●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護士是主力軍，他們為患者提供非常專業的護理，築造了一座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踐行了用生命守護生命的諾言　　● 雖然護士人數在增長，但護士緊缺的問題長期存在，主要原因包括三個方面：收入和工作量、工作風險不成正比；公眾對護理工作存在認知偏差；從業環境安全保障不足　　● 未來可以考慮建立護士、助理護士、護工三級護理制度，減輕護士的工作壓力，緩解醫療資源不足的現狀　　2020年年初，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突襲荊楚大地，蔓延波及全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14億中國人民眾志成城、團結一心，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經過艱苦努力，付出巨大犧牲，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這份來之不易的成果離不開衝鋒在前的“白衣天使”的無私奉獻。他們築造了一座抗擊疫情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踐行了用生命守護生命的諾言。相關數據顯示，在4.26萬名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中，護士達2.86萬名，佔了近70%。　　“在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過程中，護士是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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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患者提供非常專業的護理。”中華護理學會理事長、第43屆南丁格爾獎章獲得者、北京協和醫院護理部主任吳欣娟說。2月7日至27日，她隨北京協和醫院醫療隊在武漢參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親眼目睹了廣大護士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的辛苦付出。　　據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介紹，在此次新冠肺炎救治工作中，特別是對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中，強有力的專業護士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重症加強護理或重症監護的單元，護士在重症救治的工作中，需密切觀察患者病情變化，負責維護與患者連接的各項管路的正常運行等，同時還要與醫生積極配合，對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法制日報》記者採訪發現，目前，這些“白衣天使”仍然面臨同工不同酬、職場晉升慢、職業地位比較低等諸多問題。　　白夜班連軸轉 工作強度極大　　醫生的嘴，護士的腿。這是餘穎入行之後，護士長告訴她的第一句話。　　餘穎是北京市某三級醫院的手術室護士，她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曾經有名急診室同行計算過，每個護士一天下來要走20000步左右，相當于走了11公裡的路；打針輸液轉運病人這些操作，平均一天下來要彎腰200多次。手術室的護士雖然走的路沒有那麼多、彎腰次數沒有那麼多，但承受的壓力與辛苦卻是一樣的。”　　劉冰是某直轄市精神專科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已經從業13年。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他的工作更加繁忙。　　疫情期間，劉冰所在醫院的所有科室的人員都嚴重不足，三人組成一個小組，白班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夜班是晚上8點交接後到次日早上8點，中間休息間隔一天，三天一個小循環。沒有暴發疫情之前，他們的工作是四天一個小循環。　　“我們沒有節假日，一直循環上班。”劉冰說，“下夜班後，一般交接完也就到次日早上9點左右了。”　　據劉冰介紹，白班和夜班的工作大體一致，只是夜班更辛苦。對于精神科護士來說，他們的工作會更重一些，因為病人更缺乏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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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必須整夜守護，特別是第二天需要手術的病人，除了要防止其出現意外，他們還要協助病人做好相關的術前準備，例如不喝水、不吃飯等。　　向真是某省綜合醫院心內科導管室的一名男護士，他在3月底援鄂歸來，目前已經休整好回到了工作崗位。　　“我們日常安排的白班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5點，但幾乎沒有準時下班過。”向真說。　　向真的工作場所主要是手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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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班和夜班的工作量取決于手術台數以及復雜程度。白班的手術一般針對于普通門診的患者，例如心髒支架等手術；夜班則主要是面對急診患者，例如心肌梗塞等。白班上到凌晨的情況並不少見。　　職業風險性高 難獲理解尊重　　長年站立的工作，或多或少給護士帶來了多種職業病靜脈血管曲張、頸椎病等。　　餘穎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忙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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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著在手術台上站七八個小時，走出手術間後胳膊都抬不動，“現在最希望能痛痛快快休個班，睡個好覺”。　　工作了10年的外科ICU護士陳小紅由于長期抬病人，幾年前就得了腰肌勞損，經常腰部酸痛。此外，由于一年要上近90個夜班，四天一個週期日夜顛倒，陳小紅和同一個科室的許多同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眠。　　同樣，失眠、過敏、免疫力變差等問題也困擾著長期上夜班的男護士劉冰。　　這些職業病對于護士來說，早已屢見不鮮，他們也相信自己能挺過去，然而職業認可度、護患關系中“自身安全”問題卻是他們目前面臨的“老大難”。　　“有的病人和家屬甚至直呼護士為‘服務員’，更有患者直接把吃剩下的飯菜倒在地上讓‘服務員’打掃。我們也是‘白衣天使’啊。”餘穎說。　　劉冰對此也深有體會。“在一些人眼裡，護士的職業地位比較低，雖說自己不會覺得護士行業不好，但長期看到異樣眼光後，有時候我都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低人一等。”　　此外，對于在精神科工作的劉冰來說，病人情況的特殊性還增加了工作的風險性。　　有一天，劉冰正在發藥，一名患有幻聽的男性病人將他當成了仇人，突然開始攻擊他。劉冰的眼角受傷，眼睛週圍全是血。然而，眼睛剛恢復，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新傷加舊傷，劉冰不得不又休息了半個月。　　“這種感覺特別窩囊，我們不能還手，也沒有任何保護措施，週圍還有很多監視探頭，一旦我們哪裡做得不對，就會被懲罰。”劉冰說。　　據劉冰介紹，關于被打以後的補償，以前一年內如果被病人打，年末會將床單3件套作為補償；現在的補償多為現金，皮膚挫傷、紅腫淤青補償100元，出血則補償200元。　　“門診看病要排隊，急診看病也要排隊”“都是急診，憑什麼先給他看”“身體不舒服，為什麼不能找個床位躺下來”……這些來自患者及家屬的抱怨，是鄭爽每天都要聽到的。　　鄭爽在北京某醫院急診室工作，她渴望自己能得到患者的理解和尊重。有時候，患者對她說一句“你們也夠辛苦的”，她瞬間感覺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護士嚴重緊缺 護工難以替代　　《法制日報》記者採訪了數名參加武漢抗疫的護士。在武漢的日日日夜夜，他們笑稱自己是護士、護工、保潔員三位一體的“全能”戰神。　　一位武漢協和江北醫院重症科的援鄂護士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這裡的大小醫院都普遍缺少護工，因為要直接面對確診患者，疫情暴發後很多護工都辭職了。往往是剛給病人做完血液快檢，病人一拉肚子，又要接著給病人收拾大小便。重症的患者大小便不能自理，以前在醫院都是由護工幫病人收拾，這邊卻只能由護士來幹。這些天我護理的那位70歲老大爺，我一天要給他收拾3次大便。　　除了兼職護工伺候患者大小便，受訪的援鄂護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他們還要兼職病房的保潔員，每天病房裡產生的大量醫療垃圾也是由護士負責運送清理。　　武漢抗擊疫情中護士的傑出表現，讓不少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在武漢護理那麼多重症病人時，都幾乎沒有用到護工，為何在平日還需要護工？”　　一名來自黑龍江省的援鄂護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疫情之下，家屬不能陪護，只有醫護人員站在患者身邊。這種情況下，只要患者有需要，護士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這種情況在平常不可能出現，因為醫院沒有足夠的人力，而且多數家屬也不放心留病人一個人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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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有陪護人員。　　早在1978年，原衛生部《綜合醫院組織編制原則（試行草案）》規定，醫療衛生機構病床與護士的配備比例不得低于1︰0.4。然而，42年過去了，三級醫院普通病房的床護比仍是一個難以落實的“參考標準”。　　據向真介紹，一般情況下，60個床位的科室，一個班次一般有八九個護士，排除手術中的護士、巡崗護士，剩下的護士平均一個人要負責10個病人。　　“沒辦法對每個病人做到除醫療外更細致的生活護理，一個護士根本照顧不過來。”向真說，因此，在家屬無法勝任的情況下，護工的出現是一種必然。　　不過，北京某三甲醫院病房一名護士長認為，護工替代不了護士。醫學護理不僅僅是打針發藥，還包括護理處方、康復指導、心理疏導等。在臨床實踐中，護士還扮演著重症監護、感染控制、突發急救等角色，而護工只是生活的照顧者。“前者要求消毒滅菌，而後者由于工作性質不可避免會接觸細菌。非特殊時期，任何醫院都不會讓一個人給病人倒完大小便後再去打針，所以護工和護士不能替代彼此。”（記者 趙麗 實習生 賈婕）　　（應採訪者要求，餘穎、劉冰、向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