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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師應具備哪些管理智慧教師成長第一節 民主管理一個教師如果有課程智慧和教學智慧，他（她）基本上就可以上好一堂課。但是，教師僅僅只能上好一堂課是不夠的。有的教師上課不錯，但是這個教師很受學生討厭。學生為什麼討厭這個老師？很可能是因為：他雖然有課程智慧和教學智慧，但缺乏基本的管理智慧。這種管理智慧的核心是教師的民主精神。除了民主精神之外，教師尚需要相關的管理技巧和管理威信。（李鎮西老師也寫了一本書，書名也叫《民主與教育》。）第一節民主管理多年以來，中國教育界一直在談論民主的教育或教育的民主。在教育理論界，有一本書，已經成為教育界的經典名著，這本書就是美國人杜威寫《民主與教育》（也翻譯為《民主主義與教育》）。在教育實踐領域，教育民主的倡議與呼聲一直綿延不斷。魏書生老師總結了他自己做班主任的經驗，書名叫《班主任工作漫談》，這本書重點解釋他做班主任的民主教育經驗。後來他四處講學，講學的基本主題也是教育中的民主管理問題。一、解釋：讓學生自己做主管理智慧的關鍵要素是民主。民主這個概念太宏大了，我們可以把它還原為更日常的小概念。什麼是民主？對教師來說，民主就是尊重學生，與學生商量；學生那裡發生了某些事情之後，如果教師不與學生商量，教師單獨地做主去解決學生的事務，這就是獨裁。獨裁就是不與他人商量而單獨地裁斷。有些教師也願意談論民主，但他們也僅僅止于談論，不願意兌現。他們不相信學生有自己做主的資格和權利，總以為學生太小，沒有經驗，他們應該聽從成人的指令，接受成人的安排。教師的這種懷疑與不信任，其實是所有成人對兒童的懷疑與不信任。成人曾經經歷了失敗和痛苦，這些失敗與痛苦轉化為人生經驗之後，他們會以導師的心態鄙視和教訓兒童。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是所有教師和家長的普遍心態。這種導師情結總有一天會讓這些導師陷入尷尬：他們要麼死死地抓住管理、治理的權利不放，于是，這樣的導師就培養了大批唯唯諾諾的奴才或瑣瑣碎碎的蠢材，這是母強子弱的典型症狀；他們要麼在某個時候遭遇抵制或抵抗，他們一直不明白：我全心全意為他們著想，他們怎麼不理解我的苦衷呢？他們不知道：人的成長需要付出必要的代價。兒童自己做主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很多錯誤甚至會遇到一些危險，但是，這是成長必須付出的學費。如果父母一直懷疑孩子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麼，孩子的精神成長就會無限期地延遲；如果教師一直懷疑學生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麼，學生就會成為精神的侏儒。他們可能善于服從、聽話、俯首稱臣，但他們可能缺乏自信、熱情、勇氣，他們的生命缺乏基本的活力與光澤。二、案例下面提供三份案例：一是魏書生老師的講座錄像為師從教不可不聽的演講；二是一個聽話者的教育技術，這是劉鐵芳老師對魏書生老師的管理經驗的質疑；三是佔魁學校的導師制，這是劉效禹老師對班主任制度的質疑與對導師制的想象。 案例1：影視資源：為師從教不可不聽的演講在這個講座中，魏書生老師解釋了他所理解的民主。他的說法是：1.樹立為學生、為自己的孩子服務的觀念；2.老師要牢牢樹立互助的觀念；3.一定要發展學生的人性和個人；4.多和孩子商量。魏書生老師的這些經驗使他雖然經常外出講學，有時候在外地出差一個星期或20天，但他從來不找帶課教師和代理班主任來維持教學和管理：[1]19年以前，我開始當省重點中學的書記兼校長。長期以來，我一直當兩個班的班主任，教兩個班的語文課。但是，我從來沒有找過任何一個老師給我代理過一天副班主任。（魏書生著：《為師從教不可不聽的演講》，河海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按魏書生的說法，有四本關于班主任的書對他影響比較大。第一本是前蘇聯包德列夫編寫的《班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翻譯出版。這本書到1980年已經重印第10次，發行156700冊。第二本是前蘇聯另一個學者科羅託夫編寫的，書名叫《中小學班主任手冊》，由李興漢翻譯，1982年中國農業機械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印了12萬冊。第三本是1988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學班主任工作指南》。第四本是日本學者衫山正一等人編寫、耿申翻譯的《小學班主任工作方法和技巧》，1990年由職工教育出版社出版。（魏書生著：《班主任工作漫談》，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7頁）根據他人的經驗和自己的探索，魏書生提出了自己的班主任工作方略：一靠民主二靠科學，民主讓自己獲得這麼一種觀念：所有的活人都是一個世界，所以應該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和包容，然後才能發現自己內心世界的廣闊，增強自己的主人翁意識，這種主人翁意識就能夠激發自己生存、工作和學習的熱情；科學則是將這種熱情用制度、程序落實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上。他對民主的理解落實為系列管理策略：比如選常務班長，常務班長實際上相當于一位班主任，由老師任命，或者由競選產生。選值週班長、值日班長；養魚負責人、養花負責人，指定班規班法：犯錯誤接受懲罰制度：唱歌；做好事；寫說明書——《一粒瓜子殼，一千字說明書》，等等。而所有這些制度，又輔之以另外的策略，比如帶著學生鍛鍊身體；師生一起寫日記；辦《班級日報》（班刊）。案例2：魏書生：一個聽話者的教育技術以前，我對魏書生的了解僅止于他名氣大，出來講學，聽課費每一個人一般要花費幾十元不等。他也到過長沙幾次，我都沒有興趣去感受。正好我有位教師朋友，他說他聽了3次，1992年、1994年個1次，今年又在省委大禮堂聽了1次，總的感覺是3次好象差不多。恰好手頭有別人送的一套魏書生文集系列，洋洋14本之多。我翻開《魏書生文選》兩卷本，發現魏書生教育思想的形成基本上是在80年代。說句實在話，能在那個時期就有著還算獨到、豐富的教育思考，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但上下冊對比，就不難發現，他後來寫的文章，基本上都處在同一水平層次，大都是技術層面的精細化的思考，很少有實質性的突破。這就難怪我那朋友聽3次講座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魏書生確實是屬于那個時代的魏書生，在這一點上，《教師之友》（2004年第1期）雜志上的批評應該說是比較中肯的。那個時代的魏書生是勤奮、塌實、創新、沉思的魏書生，他的勤奮、塌實、創新、沉思成就了後來公眾形象中的魏書生，盡管後來的魏書生可能也繼續在努力往前走，但公成名就的魏書生、到處演講的魏書生、身兼數職的魏書生，實際上已經無法在繼續深挖下去，而更多地停留在他80年代的知識視野和教育視野之中，他的學生觀、教師觀、教育觀都沒有質性的改變。這樣說好像還是沒有觸及到問題的實質之所在。放在那個年代成功的魏書生為何放在今天已經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其教育探索的局限性了呢？蔡朝陽的文章中標出的魏書生兩大基本的特點是技術主義和權威主義，應該說基本抓住了魏書生教育理念在當代教育發展中的要害。只是魏書生的技術主義決不僅表現在語文教學中，同樣表現在班級管理等方面。魏書生在長達十多年的一段時間裡，他校長書記一肩挑，上兩班語文課，另有30多個社會兼職，經常外出開會講學，還做兩個班的班主任，現在擔任了教育局長的職務。但他依然幹得出色，輕鬆瀟灑，這其中難道有問題嗎？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當然有問題，魏書生經常在外，他對班級和課堂投入的是什麼？就是他那熟練化的教育的技術和他的權威人格，正因為二者具備，即使他遠在千裡之外，依然能牢牢地控制著學生；而學生正是基于對他的權威的認同和對他的教育教學訓練技術的認同，而主動（應該也不乏被動）地投入到他所期待的教育目標與方向上去。只要看一看他所設計（或者說與學生共同設計）出來的班規班法（魏書生《班主任工作漫談》，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336-353頁），我們就可對魏書生的教育秘密一目了然，這其中詳盡的規定簡直就跟一部法律差不多，詳細到足以控制學生學校生活的任何方面，從每個人的責任到每日、每週、每月、每年的常規，可謂班級管理技術化的全然到家。每個人都被賦予不同的責任和規範，而且非常細致，可以說整個班級就是一個智能化了機器，每個學生就象是班級這架機器上的一個零件，而程序就是在魏書生的所謂的民主中完成。從這套精致程序的制定到近乎自動化的實施，顯然不僅靠的是魏書生所言稱的民主，而是民主背後的權威，無所不在的權威控制。這種幾乎對每個學生的學校生活無所不包的規範以及相應的違規的處罰，還有在每個人都被賦予相互監督的權力後的幾乎無所不在的相互監督，整個班級就成了一種近似于福柯所言的精致的監獄似的規訓，這種規訓的結果除了培養出能幹卻馴服的肉體（福柯），怎麼能指望成為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獨立人格的產生呢？說白了，魏書生班級管理的秘訣並不是什麼民主與科學，核心其實就是兩條：一是思想控制，即通過每天的發人深省、激人奮進的格言、作為道德長跑的日記（其中還強調要寫分析自我、戰勝自我等內容）、表揚先進批評落後的《班級日報》等，從而使學生的腦子裡裝滿的都是一種聲音，達到對學生思想的內在控制；二是相互監督，表面上他把權力給了學生，但實際上學生的監督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延續了他的權力，並把這種權力滲透給每一個人，使每個人成為被監督者的同時，又是監督者，從而達到控制學生外在行為的目的（參見《魏書生文選》第2卷，第109-114頁）。這樣，魏書生經常談到的自覺自律，其實只是他所期待的那種規訓化技術的深入人心，這裡指向的決不是柯爾伯格所稱道的超習俗水平的道德自律，而恰恰正是被以各種形式不斷強化的權威和習俗水平階段的道德訓練，使學生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其權威人格的實踐者。那麼，魏書生與當代教育新理念之間的差距究竟在哪裡呢？應該說，近年來，我國教育研究和思考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一方面向實踐層面作出了許多深層問題的探悉與回應，同時在理論建設中也成效顯著。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學生乃是有著與教師同樣的獨立人格和獨特生命的個體性存在，學校教育不是技術化的訓練，而是人與人的交往，是師生之間作為平等的個人的相互理解、交流、對話而實現師生生命的相遇相融，達到個體人格精神的積極建構。教育的目的不是讓學生都成為教師控制之中的標準個體，成為馴服的工具，而是期待每個人更好地成為他（她）自己，成為活生生的置身現代社會中獨立自主的公民個體。在此意義上，身教重于言教，不僅是指傳統意義上的教師之為人師表，——在這一點上，他可能做得很好，——更多地是指教育活動所需要教師的投入乃是一種生命的投入，一種人格的投入，而不單是教育技術的投入。換言之，當代教育所追求的不是遙控的教育技術，而是教師生命個體對學生生命活動的切身參與，真實交流，從而真正以人格互染的形式發生師生生命之間的內在意義的關聯。而魏書生恰恰實踐的是一種從他自身的視角而不是學生視角出發的、把自己置身于學生之上的、對學生整齊劃一式的教育模式，只不過有時是學生主動的認同于這種統一的規訓之中。這可以從他要求班級學生背格言警句，到推及全校學生都背，可見一斑。而他之所以要求學生背格言警句，正是基于他個人的愛好。他說：我愛讀人物傳記。孟子、諸葛亮、岳飛、文天祥、週總理，是我自小學起一直崇拜的偶像，盡管我們很難達到偉人的境界，但以偉人處世的言行為規範，指導自己的言行，顯然有利于人的成長，朝著偉人的方向攀登，本身就是一種人生幸福。（魏書生著：《班主任工作漫談》，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147頁）他心中曾經對偶像拳拳服膺，他也期望把偶像繼續安置于學生的心中。而被他視為管理法寶的民主，其實不過是千方百計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同上，第9頁），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這確實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但問題在于那千方百計，即用什麼樣的方式。康德所言你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不能看作是手段（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1986年，商務印書館，第81頁），實際上說出了現代民主理念的核心：人是目的。而恰恰在魏書生的千方百計中，學生並沒有成為目的，而是成了有效地貫徹他所期待的班級秩序、使班級正常運轉甚至超常規運轉的工具。在這種理念指導下，不管魏書生用的所謂的民主，還是以情動人，還是他習慣的名言警句，還是規範化的管理細則，所體現的都不過是一種權威人格的表達，是一種溫情化了的權威人格對學生個體的隱性的、無所不在的滲透與控制。魏書生的教育探索幾乎都是在默認他當時所出時代的現成教育教學目標的基礎上展開的，他幾乎從來就沒有越過既定的教育教學目標去反思其中的合理性與缺失，實際上他本人正是社會既定教育教學目標的忠實貫徹者，甚至是加倍的貫徹者，而且是用一種漸趨精致的技術來貫徹執行，他的教育改革大都是那種不越雷池半步的技術性改革，而不是整體教育理念的改革與探索。他時刻記著教書必須育人，他清楚的寫到：我個人的心理需要育人，學生切身利益需要我們育人，人民需要我們育人，國家利益需要我們育人，黨的利益需要我們育人，語文學科的性質決定了我們需要育人，提高語文成績需要我們育人（《魏書生文選》第1卷，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119）教書育人本身並沒有錯，但問題是教書究竟應當怎樣育人、以何種方式育人、育的是什麼樣的人？魏書生對人的理解的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突出人的工具性存在，而不是人的目的性存在，這才是他不斷地把育人這一本來自然地滲透在教育過程之中的目標有意地凸顯出來的根本原因。一門學科如果負載了太多外在的東西，這們學科學起來還有沒有趣味可言？魏書生說他也讀過杜威的書，可他的教書育人理念中卻跟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實在沒有任何沾邊的地方。可見他從沒有跳出他自己的知識視野來反思一下這種育人方式是否恰當。以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為例，他所考慮的辦法是1、欲擒故縱；2、改寫仿寫；3、激發興趣；4、寫作形式多樣；5、專項突破；6、學會批改；7、注重育人。（同上，第63-68頁）對怎樣批改作文，他又設計了10條，格式是否正確；卷面是否整潔；錯別字幾個；有幾處病句；標點符號有幾處明顯錯誤；看文章的中心是否鮮明、集中；看文章的選材；看文章的結構；看表達方式；看語言是否簡練、流暢、深刻（同上，第69-71頁），這其中又有幾條下面再分生出3、4條不等。顯然，他對作文的理解重點是兩個，一是怎樣通過各種技術化的手段把文章寫成符合標準格式的文章，二是思想教育。他根本就沒有越過教學大綱的規定去對基礎性的問題作深入的反思，比如，作文教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學生學作文難道就只是學做文章和提高自己思想素質的技術嗎？這種在既定教育教學目標框架內的技術化的操作，遠不只限于他的作文教學，前面所說的班級管理，甚至包括體育達標等，他本人實在稱得上是一個教育世界中的模範的聽話者。90年代中後期以來，像華東師範大學葉瀾教授主持的新基礎教育研究，提出新基礎教育的未來性、生命性、社會性，主張關注教師和學生在教育生活中的生命質量，讓課堂、學校生活煥發生命活力，關注學生個體生命本身的生長生成，在關注個體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責任的同時，堅定地主張把教育中的人作為目的性的存在。不管是理論的深度與廣度，還是對當代教育問題的整體把握，以及對當代教育的深層次的影響，都遠遠地超越于魏書生之上。魏書生成功在那個時代，他是那個時代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針政策的最細致的注腳。他也更多地停留在那個時代，他很難超越屬于他的時代。就以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魏書生《班主任工作漫談》為例，這本書第1版是在1993年8月，我所看到的是2003年第3版，這至少說明，他對于過去的做法還是情有獨鐘，濤聲依舊，至少還看不出絲毫他對這種技術主義管理模式之弊端的必要警惕與反思的蹟象。鄧小平早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魏書生對于我國教育曾經的貢獻應該說是有目共睹的，不容忽視的，甚至可以說實現了他心中時刻掛念著的傑出的人、偉人（《班主任工作漫談》，第151頁）的願望，但他卻不是永遠的。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們還很難看到一個真正面向時代精神、面向未來發展的魏書生，一個敢于挑戰自己過去的魏書生。當然，這樣評價魏書生，對他個人而言可能是有些苛求，但當我們幾乎長久不衰地把他神話之時，還熱衷于把他說成是哲學家的頭腦，改革家的氣魄，未來學家的眼光，新人耳目的思想觀念，感人至深的道德文章（見《魏書生文選》封面）時，我們就不能不深入反思他的意義與局限性。也許，這種反思所針對的並不是他本人，而更包括我們每個人在內的整個社會的教育期待：我們究竟期待什麼樣的教育？我們的教育問題究竟在哪裡？我們是否需要對教育問題有更深入的、整體的思考？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近幾年來，我國的基礎教育正在逐步發生深刻的變化，而如果我們還拳拳服膺于過去的偶像，這其中究竟是一種理性的選擇還是商業的操作？是一種幸耶還是不幸？這不能不讓我們深思。當我們更多一點理性的精神，帶著一分疑問去做必要的質疑與反思，讓魏書生從神話中走出，對于我們自己，對于魏書生本人，對于我們的整個基礎教育事業，可能都會是一件好事。案例3：佔魁學校的導師制當我一踏進佔魁學校，我的心忽然狂跳起來DD就象一下子回到了年青時代，見到了自己傾慕的戀人一般，好久才平靜下來。今天是星期六，在全國教育減負令下達，風聲最緊的時候，我本以為校園是冷冷清清，沒想到這裡竟然是熱鬧非凡，而且奇怪的是學校公告欄上還明目張膽地掛上一個決定：從下學期起，學校不再有雙休日和晚上空閒時間，學校實行全天候工作制。我驚訝得發了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從校園一路走過去，我象在夢境中一般，不能相信自己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是多種多樣的宣傳欄、讀報欄，多得不能勝數，使我無法邁步。有老師和學生的專欄，引人入勝、圖文並茂地介紹他們的思想和事蹟，張貼他們的作品和照片；有各種各樣的活動信息和宣傳海報；甚至還有一塊北大民主牆。真是大開眼界。在各種各樣的教室門口掛著五花八門的招牌，什麼科學幻想俱樂部、小天使雜志社、時事論壇、英語沙龍、觀察家協會、歷史評論、影迷天地、文學社、讀書會等等，許多小職員在裡面井然有序地忙碌著，有的是在進行熱烈的討論或爭論，一片繁忙的景象。在科學樓，更是令我大開眼界。所有的實驗室都是全開放的，而且是對外開放。學校和社會共享這裡豐富的資源。實驗室設有課題庫，有幾個熱心人士設立了專項實驗室基金。許多大的、小的研究者們穿著工作服，正在認真工作。在舞蹈室、健美室、健身房讓我流連忘返。音樂室裡各種傳統和現代樂器同時鳴響；美術室既是藝術創作的天堂又是令人心曠神怡的畫展。在各種各樣的藝術角，有同學正在練習多種戲曲唱腔。最讓人稱奇的是在教室和各種功能室的一角甚至室外的轉角處都有敞開的書架，這裡的書不需要任何人來管理，誰都可以隨看隨取。體育設施是全部開放的，無須登記，隨取隨用。在每個房間都有現代化的電教設備，我看到學生們正在用電腦訪問學校的視聽圖書館和教學素材庫，有的同學在修改或上載自己的主頁，有的在國際互聯網上查找資料，也有在網上聊天和遊戲。我開始懷疑這所佔魁學校，這是一所什麼特殊學校呢？我找到了我的老同學。他是學校一位普通的生物教師。見到他時，正有一大堆學生圍著他在生物園裡栽花種菌，他證實了佔魁學校是一所普通的鎮屬完全中學，學校的面貌就是這兩三年給完全改變的，而改變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來了一位有思想、有魅力的毛校長DD毛智燄校長。當晚，我迫不及待地拜訪了毛校長。毛校長坐在他的圈椅裡，正在用oicq（一種互聯網的網絡傳呼）與他的學生進行愉快地交談。他告訴我，在佔魁學校，沒有所謂的校長，也沒有班主任，全部是校長，全部是班主任。這裡借用了大學的一個詞DD導師，全體教職員工都是導師。他自豪地告訴我，他所帶的學生數目超過了6０人，